部分翻译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名字是魏高祖赐予的。家中世代寒微，少小孤贫，素有大志，好学不倦。开始受学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相当赏识他。晚些时候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人准备隐居于名山，不能成行便只好作罢。高悦与兄高闾，博学高才，家中富藏典籍，李彪于是在高悦家中手抄口诵，废寝忘食。既而还归乡里。平原王元睿将及成年，雅好学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的女儿为妻，取道冀州、相州，听说李彪的名声便去拜访他，二人修结师友之礼，郡中传为美谈。于是李彪被推举为孝廉，到京师学堂中修习学业。高闾在朝中官员中称赞表扬他，李冲待李彪很是客气，李彪便牢牢攀结李冲。

　　高祖登基初年，李彪任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出使萧赜。迁任秘书丞。参与著作事宜。魏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年间，崔浩、高允等人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依照《春秋》体例，《国书》中遗漏的史实，以至三件中有二件被漏掉。李彪与秘书令高..开始上书奏请依照司马迁、班固史书的体例，创为纪、传、表、志诸项目录。李彪又上书说：

　　“臣听说过去的贤哲君王，无不勤勉不已，孜孜以求，思考纳受直言，以求造福百姓。所以他们访求童稚，询问师长，不避山高路远，询求谋略谘问善德，不弃贫贱之人。取其能够光大茂实于竹帛之中，传播徽声于金石之上。臣正生于有道之世，恰逢无可讳言的圣朝，敢修以往程式，窃考现下所宜，谨冒死上密封的奏章，言事七条。一派胡言，伏待刑戮。

　　“其一是：自从太和建号，到此已经十二年了，典刑德政，可以述说了。立园丘以昭明孝思，则百神不乏供飨了；举贤才以备问，则贤士盈满于朝；开至诚之心以接万物，则朝廷便无奸佞之人了；敦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以教人，则四门之中都无凶顽之人了；制冠服以明官秩，则典章法式又能彰明了；作雅乐以协调人伦，则人与神交互为庆了；深慎重刑罚以明刑戮，则监狱之中亦无冤屈了；薄减衣着食味以示俭约，则天下风向节省了；放出宫女配嫁鳏夫，则人们便无怨愤旷怒了；倾出府藏以赈济万民，则天下饥寒便普受饱暖了；省减赋税徭役以养育万民，则编户之民逍遥巷歌了；宣明德泽以怀远近，则荒远之地都向皇魏了；垂示至德以畅幽显，则会使天降祥瑞了。天下百姓得其所，万事万物惟其新，巍巍乎天下万物尽汇其成了。然而，为臣愚鲁，认为行俭省之道，仍然欠缺。为什么呢？而今士、农、工、商豪富之家，习惯奢华既已深笃，敦好朴素其情甚浅，他们仍未认识俭约便可细水长流，而务求奢侈浪费便难以维持长久。宅第壮丽，车马豪华，奴仆妾婢穿着绫罗绸缎，土木之上纹龙绣凤，越级违制的非常之多。古来先辈哲王立下制度，自天子到公卿，下及守门打更的小官，他们的宫室车服都各有差别，职位小的不得越级至大，身份卑贱的不得越级至贵。像这样，所以上下秩序确立而人心便很稳定。而今浮华相竞，人情没有常守之处，大造消功之物，巨制费力的事，岂不是很荒谬吗！消功的，是指的锦绣雕文的东西；费力的，指的是广宅高堂、壮制丽饰之类。这些妨碍男务本业、损害女为其工的，哪里说得完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今天的王政可以长叹息的有六个方面’，这就是其中之一。大凡皇上所好，下面人必定跟从。所以越王好勇而士人多轻视死亡，楚灵王喜好贫瘠而国中有饥饿之人。今天二圣躬行节俭朴素，诏书旨令殷勤不断，而百姓之中奢靡之风犹未革除，这哪里是楚、越之人如彼易变，而大魏之士如此难以变化的缘故呢？这大概是朝廷制典没有宣明，人们未见皇德，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吧。为臣愚鲁，认为宅第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平民百姓，应该在衣着等级上立定制度，以使贵显不逼贱卑，微贱不越至高制，不能让人为显示自己的奢华，便默认他们违反经典。而今也许有人说奢华越级的风俗已久，不能一下子革除，臣谨陈述古人渐进革新的例子。过去，子产为政一年，老百姓唱道：‘我们有田地，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谁杀子产，我也参与。’三年后，歌词改为：‘我有田产，子产植之，我有子弟，子产教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这样看来郑国人的智力，难道前面昏愦而后面聪明吗？其实是从政的人必须循序渐进，而受教化的人难以一下子幡然顿悟的缘故，如今若立制度以区别品级，始末之情，魏人与郑人也会一样。既与郑人相同，那就是说最终百姓是会说好的，我们岂能怕他们一开始的怨愤而不做最终的善举呢？大凡崇尚俭朴的是开福禄之源，喜好奢侈的是引起贫穷的征兆。然而俭约容易以教化流行，而奢华难以对财货感到满足，正因为如此，所以圣德之人留心于此，贤敏之士希求一个标准。所以夏禹卑小自己宫室而厌恶华丽衣服，殷汤起居陋室而乘坐简车。这是先辈哲王对后来君王显示俭约，后王理应观其意而取合适的标准。孔子任鲁国司寇，乘坐柴车驾驭驽马；晏婴任齐丞相，戴洗过的帽子穿破旧的衣裘。这是对后来的臣子显示俭约，后来的臣子们应该认识其情愫而以他们为榜样。前志说：‘作法于凉地，其贪弊仍行。’这句话虽然简略，但却达于治理之道。臣一派胡言，倘使有可采用的话，等到了三年，便可有所成效。有成效则人务其本，人务其本则奢侈浪费便可去除，费奢去除则粮食布帛便丰富起来，谷帛丰富则人们便安逸快乐，人们安逸快乐则皇帝基业便可以稳固了。

　　“其二说：《易》称：‘主掌祭器的，莫如长子。’《传》说：‘太子奉持冢嫡立的资粮很多。’然而，祭祀无主则宗庙诸神便无所飨，冢嫡废则皇朝政权神器就无所传。圣贤之人知晓其中道理，所以垂示诰诏以为长久法典。过去，姬王深明此道，所以大崇儒术以训导世代嫡传，他们于是演习养成美好的德行，以其调理黎民百姓，因此世世代代统治天下，传世八百年之久。等到嬴氏建立秦朝政权，终而放弃德政，焚坑儒家典籍，不以礼义教诲其子，于是后代们养成凶狠的本性，残酷地对待生民百姓，所以政权不能巩固，到秦二世便灭亡了。国家灭亡与兴盛，其道理在于师傅，师傅损益的做法，可以说说。增益的，周公为周成王师傅，以孝仁礼义教导他，逐去成王身边的奸邪之人，不让他见到恶人，选择天下的端方之士、孝悌博闻有道术才干的人为他的辅佐之臣。身边的辅臣良端，成王自然端正了，因此周家天下恒固长久。损减的，赵高为胡亥的师傅，赵高专教胡亥以刑戮斩残以及夷灭人家家族，逐除他身边正派臣属，让他不能见到善良人士，谄佞谗贼之类的人围绕左右。左右邪恶，胡亥邪僻，秦朝国运因此短暂。而皇天，辅德之物，哪会偏爱周代而疏远秦朝？这全都由其所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途径也不同而已。从前光武帝议为太子选择老师的事，他问群臣，群臣体会皇帝本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博士张佚义正辞严地说：‘今天立太子是为阴氏呢？还是为天下？如果为的是阴氏，则阴氏便可为其老师；如为天下，则毫无疑问应当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点头称好，说：‘设置师傅，是辅佐太子的。而今博士您教了我，何况太子呢？’立即拜张佚为太子老师，汉明帝终而成为一代贤主。然而张佚成为汉明帝的师傅，并非他的渐进所致，尚且可称道，何况他训之以正道，其好处当然就更大了。所以《礼》说‘太子出生，举之以礼，让人抱着他，有关部门的官员齐肃端冠，见太子于南郊’，这是昭明嫡传长子的重要性，以让上天明察。‘经过皇阙则下车马，经过宗庙则小步急趋’，明示孝敬的道理。这样古代的太子有‘自己是赤子，而教化便自然而然地流行了’。这乃是远世的镜鉴。高宗文成皇帝感慨少时老师诲教不勤，曾经对群臣说：‘朕刚开始学习时，年尚幼小，感情未能专一，既临万机之后，没有时间温习，现在想起来，哪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也是师傅教我不勤所造成的啊。’尚书李讠斤脱帽谢罪，这就是最近可为借鉴的事实。臣思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其巍巍之功超越前代君王。陛下您幼小时蒙受勤诲，登上皇极，等到太子诞生，您又亲加抚教，日省月课，实在劳神太过。现在实在应该依照古式设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确则太子自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福，皇家庆福则百姓受其大幸了。

　　“其三是：国家之本是黎民百姓，人所凭借的是米饭粟粮，因此古代贤哲君王无不勤劝耕种，满蓄仓库。所以尧汤时遇水旱之灾，人无菜色者，是由于备粮有渐，素有积食所致。到了汉代，以人粮食短少，于是设置常平仓以供给百姓粮食；曹魏时因兵粮缺乏，建立屯田制以供兵粮。取其不匮乏当时，军队国家都受到接济。又《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国非其国。光武时因一亩没有收成，便罪责牧守。圣人的忧世重谷，殷勤勉力是如此之甚，明达君王体恤百姓劝人农耕，切切如此。前年太行山东饥荒，去年京城饥廑，内外之人纷纷跑到丰产的地方，荒弃本业，历尽辛苦才到目的地，这样又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如果先多积些粮食，到时就开仓赈济，安抚民众，哪会出现荒情驱使老百姓糊口千里之外的景象呢？以今比昔，实在令人害怕。臣认为应该分出州郡正常调税的九分之二，京都用度每年的余额，各各设立相应机构，丰年时立仓积粮，岁饥时加私之二，放粮于人。像这样，老百姓必定努力耕种以买官布，又力求贮财以购官粮，年丰则经常聚积，岁凶则开仓济接。又另立农官，选取州郡户民十分之一为屯田之民，选择合适的地方，分给一定的田地，配给他们相应的钱财杂物牛马等，让他们勉力耕种。一名农夫所耕的田地，每年上交六十斗，免除他们的赋税并征战戍守杂役。推行这两件事，那么数年之中，就会谷多而人足，虽有灾情便无危害。臣又听说前代明主，都务怀远方之民，礼敬贤士招引滞人。因此，汉高祖经过赵国，求得乐毅为用；晋武帝定天下，用吴、蜀有才学之人。臣认为圣上应在黄河两岸七州郡人中，挑选人才，令其入朝，依照中原官员品级，按其才能授予官职。这样，一者可以拓广圣朝新旧人员一律平等相待的义旨，二者可以引江、汉人士归顺有道皇魏之心。

　　“其四是：过去舜帝命咎繇思刑罚的宽贷，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误了监狱中的事，这君臣相诫的事实，都表明了十分重视刑罚。而今，二圣哀悯怜惜罪辜之人，小大之情，判决之日，圣上多从降恕，实在不得已时，也必定垂示恻隐之情，即使前代君王勤听诉讼动辄赦免，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行刑有犯时气，愚臣私下未能安心。汉制，旧时断决狱讼报请上级，常在十一月完结，到孝章帝时改为在十月完结，以育三正。后来遭受干旱，议论的人说因十月断决狱讼，阴气微少，阳气泄出，因而致旱。此事交付公卿、尚书陈宠议论说：冬至阳气开始萌生，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朝以本月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小鸡，殷商以本月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伏的虫子都开始鸣叫活动了，夏代以之为春。三正成著，以通三统，三统的月份中，断狱流血，这是不察苍天旨意。《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安宁，事欲静平。这个月中生起大怒，不能称为安宁；行大的刑罚，不可称为静平。章帝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对，终在十月断狱决讼。而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常完于冬季，不推寻三正以育养三微。宽释宥赦之情，常超过往昔；遵守时令之宪，犹且或有欠缺。这哪能叫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呢？的确应该远查周朝典制，近采汉代典章，令天下断决狱讼，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在三统所属的春天，行使斩绞之刑。像这样，就可道协幽显，仁垂后代了。

　　“其五是：古时，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废弃的，不叫不廉，而叫....不饰，即为官不廉正的意思。这就是为君之人礼敬显贵之臣，不明说其过失。臣有大过，则白冠..缨，盘水加剑，前往宫廷而请死，这是为臣的知罪而不敢逃脱刑罚的行为。圣朝礼遇大臣，与古时相同。自太和以来，有负罪应当处以极刑的，多能够归还自己第宅而自尽。遣出之日，圣上深垂隐悯，言出凄切，百官无人不见，四海之内无人没听说。过去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立即把他逮捕送到长安狱中，鞭打拷问与奴隶们犯罪受到的待遇没有两样。贾谊于是上书，极陈君臣大义，认为不该这样。大凡显贵之臣，天子为其改容而礼貌相待，吏人为其俯伏而敬重贵视，他们有了罪过，废弃是可以的，赐死是行的。但如捆起他们，送至刑官，棒击鞭笞，小吏恶谩骂，这就不是让老百姓都看得过去的行为了。等到将要行刑，臣子则面向北再拜君主，跪而自裁。天子说：‘你士大夫自有过失，我对你仍然有礼。’君主不让别人抑郁而受刑戮。孝文帝深为采纳贾谊之言，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体罚。到孝武帝时，大臣有罪又渐渐交付监狱，实在是由于孝文帝行之当时，而不立下永久典制的缘故啊。臣思陛下圣德慈惠，岂是当年汉文帝所能比拟的。而今天下有道，百姓不议朝政之时，臣可以安然陈述胡言于朝，但臣担心万世之后，继位之主万一有像汉武帝时那样的事情。夫道贵在长久，所以凭之建立影响；法以不亏损为上，所以留给其子孙谋略也，哪能只是行恩一时，而不作永久之制呢？

　　“其六是：《孝经》称：‘父子之道本是天性。’《尚书》说：‘孝，是指孝友于兄弟。’二经的意旨，都是说父子兄弟是一体同气，可共而不可离也。等到其人有罪，罪不及其亲，这是君上的厚恩。至于害怕，这是怕受到牵连，这本是自然的恒常之理。无情的人，父兄逮捕至狱中，子弟没有悲惨怵惕的表情；子弟逃避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羞赫的面容。食饱寝安，荣耀其位，游玩自若，车马仍华，衣冠华丽，哪是同体共气、同分忧患的样子呢？过去秦伯因楚人围江，素服以示担心；宋仲子因为失举桓谭，免冠而请罪。然而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其情更近，哪里又是结盟相知的人而可以说其感情深浅呢？二圣清正简肃风俗，孝慈当为其先。臣愚认为父兄如有犯罪，应该让其子弟素服肉袒，到官府请罪；子弟犯罪，应让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如职位责任必需，不宜这样做，有关部门慰勉留之。像这样，便足以促使平凡浅薄之人，使人们知有所耻了。

　　“其七是：《礼》说：‘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的礼制，为的是让孝子终其孝情。周代衰落，丧礼渐亡，所以服丧的人前去打仗，素冠之士动起兵刃，到了暴虐的秦代，这些礼制都遭泯灭了。汉初，战事频起，未能遵古。到汉宣帝时，老百姓应当从事军事屯驻的，碰到祖父母、父母死亡，丧期没满三个月的，都不从事徭役；其朝臣遇到丧事的礼制，没有定闻。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大丧，开始能够离官服丧。及魏武、孙权、刘备之世，日日干戈，前代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坚决要求回家服丧，武帝被其孝诚所感动，于是制定律令立下丧服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未及建立终丧之制。而今四方无忧，百姓安逸，的确是孝慈道合、礼教兴起施行之日了，然而愚臣心中所怀，仍有未尽。臣见到朝臣服其父丧的，期满赴职，衣着锦绣，乘坐丽车，跟从君主祭祀郊庙，鸣玉垂纟委，同参节庆之宴，伤害作为人子之道，损坏天地大伦。愚臣建议如果有人遭受祖父母、父母亡丧之祸，都让他们终其丧期。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领其官职，就优旨慰喻，让其视事，但只是让其处理奏陈本部事务而已，国家吉庆之类的喜事，一律免让他们参加。而烽烟警起，戴孝从军，这虽然有损丧礼，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为臣之言稍有可以采用的，愿请圣上交付有关部门制定相应制度。”

　　魏高祖看了十分高兴，不久这些建议就都得到施行。

　　李彪渐被圣上礼遇，加授中垒将军。等到文明太后逝世，群臣请求魏高祖守丧三年，高祖不同意，与李彪往复论议，事情记在《礼志》里。高祖下诏说：“纵观古事，求能并非一途。或是承借微荫，著德当时；或是被拔选于幽陋，而至流名于后世。因而毛遂起自微贱，奋发抗楚之辩，只要有才能，何必拘泥于出身。李彪虽不是出身名门。本来缺少华贵的资本，但他识性严整聪捷，学识博及典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加上忧吏如其家，乃宣我朝之美，如不嘉赏其行为，叙录其功绩，那凭什么劝勉奖励勤劳能干之人呢？可特进秘书令，以酬答他的款诚。”因他参预议论律令的勤勉，皇上赐给他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朝廷加授他为散骑常侍，出使萧赜。萧赜派他的主客郎刘绘接待对答，并且摆下宴席音乐。李彪辞退音乐。到坐时，李彪说：“齐主既赐宴乐，以劳慰远行之人，适才我辞退音乐，你或许还未体出其中意思。自从我魏丧礼废替，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皇孝性自天，追思想慕没有尽止，所以有今天丧除之议。服三个月的丧，朝中官员才开始除去孝衣，但仍身穿素服处理政事。裴、谢二公在此，臣理应把原因告知，我今日辞去音乐，想来你们不会见怪吧。”刘绘回答说：“辞乐之事，本不惊异。请问魏朝丧礼，它是依据什么？”李彪说：“高宗三年，孝文..月，而今圣上追念养育的深恩，感谢慈训的厚德，服丧之礼依秦、汉之间礼制，可以说是得礼之变。”徐绘又问：“如要依古，为什么不终三年丧期？”李彪说：“对于皇帝来说，国家大事不可久旷，所以割舍至慕之情，听从朝臣之议。丧期不外乎三年，而今只服三个月，此可谓无礼之礼。”徐绘说：“叔氏太差劲了！专门以礼来要求别人。”李彪说：“圣朝自为绝代的礼制，它关系到许多人。”徐绘说：“文武百官总已听从冢宰调遣，万机有什么可担心它陷于旷怠呢？”李彪说：“我听典籍上说：‘五帝的臣子，臣不如君，所以君主亲自独揽天下大事；三王君臣智力相当，所以君臣共理天下机务；五霸臣子智力超过君主，所以事情由下面决定。’我朝衙门内都是当年五帝那样的臣子，君主亲揽大权，是远效轩唐做法。”李彪将要还朝，萧赜亲自对他说：“卿你前番出使还魏之日，赋答阮诗说：‘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今天你果然来了。卿此次还朝，以后还会来吗？”李彪回答说：“使臣我请赋阮诗：‘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萧赜神情茫然地说：“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理当以特殊的礼节相送。”萧赜于是亲自到琅笽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写诗歌送别李彪，可见萧赜是多么看重他。李彪前后六次衔命出使，南方政权的人惊奇他的正直。

　　后来皇帝车驾南征，假李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不久又假征虏将军。车驾还京，迁任为御史中尉，领著作郎。李彪既被魏高祖所宠幸，性格又十分刚直，于是屡屡弹劾纠肃朝臣，远近之人都很怕他，豪强也不敢妄动。高祖常常喊彪为李生，从容地对群臣说：“我有李生，就像汉代有汲黯一样。”汾州胡人叛乱，皇帝下诏让李彪持节慰安，事情平息，李彪还京之后，朝廷又除任他为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一职，解其著作事宜。高祖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大，李彪的正直，是我们国家求得贤才的基础。”

　　皇帝车驾南伐，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人共同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李彪生性刚强豪倔，与李冲等人意见有不合的地方，便在脸上嘴上表现出来，毫无退让的意思。他自称自己身为法官，无人能够纠奏弹劾自己，于是便经常专横恣肆。李冲积数李彪前后所犯的罪过，便在尚书省衙门内囚禁起李彪，上表皇帝说：“臣听说范典国家、匡治百姓，光化升治、舆服典章，理应无一时闪失。所以晋文公功建九合，犹且被迫在隧道中与其母相见，季氏三代执政，犹在操守问题上受人讥讽。天下固知名节操守的重要，所以不能够虚妄作假。先王既在先时建立宪章，陛下又在今天按之治理，都是为了做到车马服饰有序，礼仪万物没有废落。今按查李彪过去身份平平，因才特受提拔，名耀清贵，在东观司掌文书，频受圣上恩宠，纠奏朝中官员，左加金..，右授蝉冠。(有缺文)李彪理应感恩励节，忠心报德。然而他窃取名声忝居职位，立身高傲，仗势刚倔，无法无天。禁中省内，坐车而行，冒取官材，驾驶四匹马拉的车，毫不顾忌惮怕。肆意妄为，傲视人物，愚弄视听，这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宽容？臣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官员，加上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在尚书省聚集，以李彪所犯的罪行状告李彪，讯审其虚实，如他有不知的，必须审问其部下。李彪回答说：‘事实你们都已知道，实际情况如其所弹劾，这些我都知道，还有什么必要召审我的部下。’为臣今日请求以这一事实，免去李彪所居官职，交付刑官审判。”

　　李冲又上表说：

　　“臣与李彪相识已经快二十年了，李彪开始出使南方时，臣见其色厉辞正，才优学博，臣愚蠢地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等到李彪官职升迁，参与言谈宴饮，听到李彪评论古今，品评人物，兴言于侍宴之傍，启论于群英之中，赞赏忠诚识别正直，言论恳切，直来直去，毫不掩饰。即使是诸王之尊位，近臣的显要，只要他们有什么不是，多当面道出。残酷疾忌，矫饰奸诈，厉色正辞，出语恶毒，就像老鹰扑杀鸟雀，凛凛然确实像有公正清廉的节操。臣虽才智卑下，则也嘉尚他的耿直，钦佩其正直，虽觉得他有些太过火，但不觉得这是什么毛病。等到李彪初登宪台，始居纠弹之职，首复引马骑卒传呼开道入宫的礼仪，订下直绳不法行为的纠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很难做到。而李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强势力，他所弹劾的人，全都望风而倒。赫赫威风，振于全国，肃正之称，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改眼相看，贪暴之人敛手整肃。臣当时见到他的所做所为，确实说过他言行相符，忠诚清正自内而发。然而当时有人私下里告诉为臣，说他十分暴虐，臣当时认为纠弹的官员，人们都很忌怕疾恨，风谤之际，容易生出谣言，心中自不相信真有这么回事。

　　“往年因河阳事，臣与李彪都在领军府，加上太尉、司空以及领军诸官员等，集中阅查廷尉所审问的犯人。当时有人诉说冤枉，二公及臣意欲听理。那人诉说的道理还没完，李彪便勃然震怒，从东面的座位上跃起，捋袖揎拳，口中宣说大胆贼奴，叱吒左右，他高声大呼说：‘南台中把我木手拿来，让我把这奴胁骨打断！’虽然口中说这话，但实际并未真的去取。他又说：‘南台所审问的，只怕还有枉活的，始终没有枉屈而死的，只可依此。’当时众人中被冤枉的过于严重，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然又心中怵于李彪，于是各自沉默不语。因为这件事，为臣于是心中怀疑他滥责无辜，臣审加情察，知其威虐，但仍为体察其采访之由，讯问的情况。粗略而言，其酷急小罪，肃禁为大。总而言之，仍认为其益多损少。所以按住臣心中所疑，不以申奏，实在有失为臣知无不说以求圣上了解情况的道理。

　　“等到去年陛下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早晚共事，才开始了解他言行不一，是己非人，专横恣肆，毫无忌惮，尊重自己，忽视别人，安己凌上，以自己的过错弹劾他人，己方事人，喜好别人拍奉自己。听到他说的话觉得他与古代贤人没有两样，检校其行为却是天下奸佞暴虐之徒。为臣与任城王卑躬曲己，就像柔顺的小弟奉从暴虐的长兄一样。他所想要做的，尽管事不在理，我们也只好无不屈从。

　　“依李彪其事求李彪其实，诸项列举都有证据。如果为臣列举符合事实，就应在北方就地处决李彪，以去除扰乱国家政治的奸矫之人；如果为臣所说无证，理应流放为臣于荒僻之地，以平息谗言之污人清白。”

　　高祖当时在悬瓠，看到李冲表奏惊叹愕然，说：“怎么会料到留京之人像这样！”有关部门要处李彪以极刑，高祖宽恕了他，除名而已。李彪很快还归本乡。

　　高祖从悬瓠北到邺城，李彪在邺城南部迎拜。高祖说：“朕对你寄予厚望，每每许你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你理应报国，发挥才能，但近日见到弹劾你的文字，令朕大失所望。卿你遭到这种谴责，是朕与你过不去，是宰相跟你过不去，还是卿你咎由自取？”李彪回答说：“臣的过失咎由自取，罪自身招，实在不是陛下加罪于臣，也不是宰相无辜罪臣。人臣罪既如此，应伏乡野之中，不应远接圣上车驾，但听说圣体有恙，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并不是为谢罪而来。”高祖听取宋弁的意见，准备采用他，又逢留台臣僚表言李彪与御史贾尚过去审理平民恂一案，又有诬蔑不实之处，奏请逮捕李彪。李彪自称此事冤枉，高祖也知道李彪没有此事，便派人安慰他，让人用牛车散载，送他到洛阳。逢大赦得以免罪。

　　高祖逝世，魏世宗登极，李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复，互相推崇，因之李彪请求朝廷恢复他的旧职，重操往日史官职事，王肃等人答应为他出力帮忙。李彪于是上表：

　　“惟我皇之拥有中华，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不能违命而开基业，武皇以奉养时序而拓开帝业，虎啸中国，龙飞宇外，小往大来，万物咸顺，从此以降。世世代代济其光辉。史官所述，未能充分具其兴盛。加上东观圮坏，册籍缺乏，先王之美随日而落，皇朝大善与月同稀。故有谚语说：‘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先后远思大魏皇业，绵远悠长，轰轰烈烈，如不恢复史官阐述著录，怕大业茂功便会有缺。于是召集名儒博达之士，充任秘书省官职。当时圣上忘臣众短，采纳为臣片志，令臣出山，授予丞职，为臣忝居其事，无所与让。高祖时常召臣说：‘平正你的大志，端正手中笔法，书写史事而不按法，后世之人有什么可看的。’为臣奉以周旋，不敢疏怠，与著作郎等人拾捡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如有新进时贤续做此事，臣担心门庭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变，善者或许成为谬妄。自从太和十五年(491)以来，臣出使国家迁都，为臣频频出使南方，于是记载之笔便停辍不用，史实也不复被载，这对于书功录美，不也是有欠缺吗？

　　“伏思孝文皇帝承接天地之宝，崇扬祖宗大业，大功未就，早早崩殒，黎民百姓，如无天地。赖陛下体明睿之真诚，应保合之大量，恢恢大明以照万物，履践静恭以安定邦国，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失不忘，都由旧章，真可谓重明叠圣，百姓安康。惟先皇的开创造物，经治浩广，加上魏典常记、伟迹垂篇，穷理于有象之中，尽性于众变之内，真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被照亮了。《记》说：‘善流者欲以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所以《传》说：‘文王开创基业，周公成其大邦。’又说：‘没有周公的才能，不得做周公那样的事。’今日的亲王，可谓能与当年周公相比了。但先王的大计圣达，今王的淳美洞鉴，与前代相比，毫无逊色的地方。时哉时哉，可不光照日月吗！与天地合德的，是先皇开创之功；与日月齐明的，是先皇的洞照之识；与四时周遍的，是先皇的丰功；与鬼神合契的，是先皇的明察；迁都改邑，是先皇的明达；变是协和的，是先皇的玄鉴；思同书轨的，是先皇的远见卓识；守在四夷，是先皇的深远谋略；海外有截，是先皇的赫赫声威；礼田岐阳，是先皇的明识大义；张乐岱山之郊，是先皇的仁德；车驾幸临幽僻荒漠，是先皇的智谋；征伐南荆的，是先皇的礼敬；升中告成的，是先王的整肃；亲祭社稷，是先皇的礼敬；兖实无缺，是先皇的充备；开物成务，是先皇的贞正；观察人文，是先皇的涵蕴；革弊创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慈道洽，是先皇的衷诚。先皇有大功二十件，加上谦慎尊位，光被四极，为而不占有，可以说是功包三皇五帝了，实在应该书功于简册，声播于金石。

　　“为臣窃谓史官的显达，大的可与日月齐明，小的可与四时并茂。其中大的孔子、左丘就是，小的司马迁、班固便是。所以他们可以声流于无穷之外，义明于后来之人。故金石可以泯灭而流风不会泯灭的，恐怕就是载史的书籍吧？谚语说‘相门有相，将门有将’，这不只是说他们的性格，还指长期耳濡目染所养成的气质。臣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就当世有其人了。所以《尚书》称羲和世代掌天地之官，张衡在赋中说‘学于旧史氏’，说的就是世代相传之义。如果像善于冶炼的人的儿子擅长制作裘衣，善于治弓的人的儿子擅长编制筲箕，事物哪有固定的程式，习染成自然罢了。所以说到这里，也可说史官不修书，皇朝事迹便多沦落空旷，因此天人之际的事，不可片刻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谈、司马迁记录史实而立下功绩，班彪、班固撰写《汉书》而成名，这是前鉴的轨辙，后镜的蓍草龟骨。然而前代史官不能终其史官之业的有之，这都是暴虐之世不能容忍善人的原因。所以平子离开史馆而成文名，伯喈违弃馆阁而就其素志。而近代伪晋之世，有位叫王隐的佐郎，被著作郎虞预所诬毁，弃官在家，白天他打柴造饭，晚上观文写作，撰成《晋书》，存留一代史实，司马绍让尚书只为他提供笔与纸而已。国家大典，成于私家，末世之弊，竟成这样，史官的命运不济，是因为时代。

　　“而今大魏的史书，职掌它则身家显贵，禄则亲受荣耀，优哉游哉，它给予人以福禄，然而大魏史书不能恢弘，也是有其原因的。故著作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间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等，都以文才被荐举，国掌注述，都为时不长，不能终其大绩。前著作郎程灵虬与臣同时应举，共掌此事，而今改从他职，不再职掌撰述。只剩下崔光一人，虽然没有移任，然而身兼两职，所以载述之事便空缺了。臣听说记载典籍的兴盛，是由于有其大业，《雅》、《颂》垂荐，由于德美，虽然一时有一时的文质，史书记载也有详有略，然而历代相传，这一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过去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而你不记，是你的罪过。’所以司马迁之书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曾留意史事，所以久而久之就被人批评。从长远忠实的角度来看，司马谈之志比诸葛亮要贤敏得多。《尚书》称‘不要旷废众官’，《诗经》有‘职掌什么就有什么忧患’，为臣今天虽不在史官其位，然而过去臣曾忝居其职，所以自己现是一介草民而自疏，敢于就此发表看法。语说‘担心的是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人不一定能够去做’，为臣实在谈不上知道，不过是勉强为之。窃查先朝赐给臣‘彪’的名字，远则拟比汉史的叔皮，近则仿效晋史的绍统，推寻名字，求其含义，为臣欲罢不能，荷恩戴德，为臣惟有死而后已。而今臣请求在都城边求得一个僻静的地方，臣好综理国朝典籍，以终了为臣以往夙志，官府给些人力物力，以备所需。虽然臣不敢有光耀今古的奢望，但也不是为了饱食终日。如臣撰述，国史近可望一个月就写成，远的话三年也会完工，正本放在秘书监，副本可藏之名山。”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祥、尚书令王肃因其没有俸禄，很是赈济他，于是按照当年王隐的样子安排他在秘书省，白衣修史。

　　魏世宗亲理朝政，崔光上表说：“臣伏见前御史中尉李彪，夙怀美意，创修魏典，为臣过去被李彪邀请，与他同掌一业已有多年，他志力贞正坚强，考证撰述不知疲倦，督促劝勉群官，注缀之事大略备举。虽然前一段分开了，臣与他多有废离，但近蒙圣朝重新启用他，还让他综理撰事。而他老而弥厉，史才日新，假如圣上能复他旧职，专攻治书之事，他必定能昭明《春秋》，撰成皇籍。既然先帝委他重任，曾历高官，他背负过错，应从涤洗。愚臣认为现在应让他任职侍中，正职著作，停他外役，让他专心写作，积月累年，国史定会写成。圣上鸿声巨迹，蔚成大章，皇朝盛明气象，记录在册，也可永不泯灭了。”魏世宗不同意。

　　皇帝下诏让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这不是李彪所爱好的，他坚决不去，有关部门狠狠地批评指责他。恰好此时李彪染上疾病，持续了几十天，景明二年(501)秋天，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李彪开始任中尉职，以严酷出名，他因奸情难得，于是用木手击打人的肋腋，罪人气绝之后又定其罪的事时有发生。又出使慰问汾州叛逆的胡人，抓到凶顽的人，都被他鞭打面部而致死亡。到了李彪生病后，身上往往出疮溃烂，痛毒备至。死后，朝廷下诏赐给帛一百五十匹，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称刚宪。李彪在秘书监一年多，修史之业终未完成，然而区分书体，都是李彪的功劳。他讲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他所写的诗歌、颂、赋、讠耒、章奏、杂笔百多篇，另外有集子。

　　李彪虽与宋弁结下管鲍之交，宋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下议论时，犹且把他视为寒贫之辈，一点也没有宽容的态度。李彪也知道这回事，却不记恨他。等到宋弁去世，李彪痛哭不已，撰写讠耒文哀悼他，语辞备极辛酸。郭祚职掌吏部，李彪为儿子李志求官，郭祚仍以旧第对待他。李彪因自己位经侍中，又兼尚书，对郭祚说应当以显贵后代提拔李志，郭祚不答应，李彪大为恼火，形于言色，当时舆论以此讥讽郭祚。郭祚经常说：“你与义和结交，我怎能饶过你，而让别人怨我呢？”任城王元澄与李彪起先关系也不好，等到任职雍州，李彪前去为李志求取其府中僚佐之职，元澄很痛快地启奏朝廷，求得列曹行参军一职，当时舆论都称赞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