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废除和增加是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仁义和礼乐是推行政治统治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有的人崇尚用权力谋略来治理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因此，前代众多思想家、史学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观念，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出一正一反的论述。如何来说明这一现象呢？下面就试以正反对照的方法来一一列举之。

　　[正方：]《诗经·大雅》说：“既能明了善恶，又能辨别是非，才能确保安全。”《周易》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反方：]《论语》说：“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

　　又说：“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说：“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古语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反方：]《吕氏春秋》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并肩同行，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材的戒条，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反方：]管子说：“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宏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目的在于把爱憎相同的人互相诋毁对方当作有共同语言。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会从中萌发。

　　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的一致。

　　[正方：]《越绝书》说“卖弄姿色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汉书》说：“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正方：]黄石公说：“土地贪图得太多，种不过来就会荒芜。追求仁德广施于天下，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东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有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政治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反方：]战国时秦国大将司马错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统治天下，必须推行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正方：]《左传》说：“只要心里纯洁无邪，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

　　《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反方：]古语说：“诽谤不实之词太多了，金子也会被熔化。诬谄不实之词太多了，能把人的骨头磨垮。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正方：]孔子说：“一般的读书人，不象器皿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装下；也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反方：]列子说：“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育民众。”

　　[正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时孔子又说：“晋国公子重耳有称霸的雄心，是在曹国和卫国流亡时遇到不公正的礼遇和污辱后才萌发的；越国国王勾践有称霸的雄心，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忧患的人，说明他没志气。身在困厄中反而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说明他心胸不广。”

　　[正方：]韩非子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达到怀疑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时候，才会用真理来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说：“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是真正的聪明，能自己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正方：]战国时魏人唐且说：“吴国的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的人都赞许他勇敢；越国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称赞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说：“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得跑开；假如让她们换上好看的细麻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则是好衣服衬托的结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会姿色大减。”

　　[正方：]秦末的将领项梁说：“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被别人制服。”兵书上说：“先下手的人有夺取人心的优势。”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经说：“不要首先去闯祸，否则必死无疑。”

　　古语说：“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说：“贤能的人屈从于缺德少才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从于有德才的人，是因为后者的地位尊贵。唐尧是一介平民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权势却能使贤人屈从。”

　　[反方：]西汉政论家贾谊说：“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他的灭亡迟早会到来，而老百姓必定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是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条件。”

　　[正方：]从前辕固与黄生曾在汉景帝刘启面前争论。黄生说：“成汤和武王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辕固说：“不对。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反戈而击，纷纷投入汤武的怀抱，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难道不是受天命而称王又是什么呢？”

　　[反方：]黄生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万事万物都有个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英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并取而代之，这不是谋杀又是什么？”

　　[正方：]姜太公说：“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反方：]文子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没有分寸，花费再多也不领情。”所以诸葛亮说：“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鼓励有功劳的人，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正方：]文子说：“人民对待统治者的教化，不是跟着他的号令跑，而是上行下效。所以人君好勇，国就逞强斗狠，社会就多灾多难；人君好色、国人就yín乱腐化。”

　　[反方：]秦王说：“我听说楚国的刀剑锐利无比，但歌舞音乐却很差劲。

　　这说明楚国的兵士英勇，君臣的图谋久远。用长远的谋略来驾御英勇的兵士，我担心楚国是在打我们秦国的主意呀。”

　　[正方：]墨子说：“国君即使很贤明，也不喜欢没有建立功勋的大臣；父亲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欢没用的儿子。”

　　[反方：]曹植说：“宽恕有罪的人，严格要求有功的人，才是贤明的君主；可怜愚笨的儿子，也喜欢聪明的儿子，才是仁慈的父亲。”《三略》说：

　　“胸怀大志的人，都希望能有一展宏图的机会，因此，明君和贤臣都能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

　　[正方：]《左传》说：“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说：“人各有所好。象兰芒荪蕙的芳香，人人都喜欢，可是海边的渔夫，偏偏爱闻鱼腥味；《咸池》、《六英》这样的乐曲，人人都爱听，然而墨子却否定它们。

　　怎么能够让天下人都喜好相同的东西呢？”

　　[反方：]古语说：“将心比心，人们就会融洽无间。”孔子说：“恕是什么意思呢？恕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正方：]管子说：“物资丰富，人民才知道讲究文明；丰衣足食，人民才懂得荣誉和廉耻。”

　　[反方：]古语说：“人一旦成了权贵之后，虽然事先并不想骄傲，但骄傲会不请自到；人一旦发财之后，虽然事先并不想奢侈，但奢侈会不请自到。”

　　[正方：]古语说：“忠诚没有不得到酬报的。”

　　[反方：]《左传》说：“生逢乱世，谗言诽谤、邪恶奸诈就会压到忠诚正直。”

　　[正方：]韩非子说：“人大体说来，凡是取舍相同，观点一致，就能互相认可；取舍不同，观点矛盾，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向潮湿的洼处流，火向干燥的东西跑，云跟着龙涌动，风伴着虎咆哮。”

　　[反方：]可是《周易》又说：“二个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也不会相同。”

　　古语说：“一个窝容不下两个雄性动物，一眼泉水容不下两条蛟龙。”又说：

　　“人之常情往往是相同才相妒。”所以说：“两个人同样美就会相互嫉妒，同样尊贵就会彼此谋害，同样得利就会相互忌恨。”

　　[正方：]韩非子说：“让众人各依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解释法术，即使尧舜再世也不可能让全国的看法统一；舍弃圆规和直尺，忘记标准的度量，即使奚仲这样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个车轮。可是如果让一个只有中等才具的国君墨守法规治国，让拙笨的工匠用圆规和直尺造车轮，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

　　[反方：]《淮南子》说：“箭头之所以能射往远处并穿透坚硬的目标，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射中目标并使之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的心念。奖善罚恶，这是政令的职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贯彻执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精诚。所以，弓弩虽然强大有力，没有人的参与，也不可能单独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没有人的参与，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说：“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但没有杂乱无序的法律。

　　假如法律单靠某一个人就能贯彻执行，那么唐尧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吕尚的辅佐了。”

　　[正方：]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就不可能应付突发事件；军队不预先武装起来，不可以应战。《左传》说：“上古时代好的政府，都善于防患于未然。”

　　[反方：]《左传》说：“晋国大夫士■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一定随着到来；没有兵患而筑城，国内一旦有动乱，内敌必然据此顽抗。’”《春秋外传》（即《国语》）记载：“周景王打算铸造钱币。

　　单穆公说：‘不可以。在古代，天灾降临时，政府才根据灾情增加货币发行量，权衡轻重，用以救灾。储备货币，有时是在灾祸还未出现就铸造好了储备起来（增加货币储备，预防不测，是为做到居安思危）；有时是等到灾祸已经发生，然后根据需求量铸造，投入救灾（如救火、防治疾病等，就是这样）。不能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货币铸造混为一谈（二者有先有后，不能混淆）。

　　可以预先储备却不去做，这就叫懈怠；可以事后进行筹备而提前做了的，这叫招灾（意思是说在民众还没有遭受灾害时，就把救灾工作放在第一位，会使民众产生离心力，从而引起国家资财的匮乏，因此带来双重的灾难）。周本来是弱国，老天降灾没有穷尽，现在又要使老百姓离心离德来加重灾祸，恐怕不行吧？’”

　　[正方：]《左传》引用了古人这样一句话：“一旦放过了敌人，就会造成数代人的祸患。”

　　[反方：]晋军和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便说：“我们的先君急于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全力拼搏，子孙将会被削弱。现在齐、秦和狄这三个强敌已经降服，我们的敌人只剩下楚国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患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外部一安定，内部必然要产生隐患（太高傲，太强硬，必然会有祸患发生）。

　　我们何不放走楚国，把它作为转移内部矛盾的外患呢？”

　　[正方：]《三略》说：“不要让仁义的人管理资财，因为他会过多向老百姓施舍，从而收买人心。”

　　[反方：]范蠡次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范蠡本想让小儿子带上一千镒黄金去楚国营救二子，可是长子坚决要去救他弟弟，范蠡只好答应。长子到了楚国后，不但没有救出他弟弟，反而连金子都没有花出去。最后楚国还是把他弟弟给处决了。范蠡说：“我事先就知道他会坑害二子的，因为他与我一起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太看重钱财了，舍不得花。我所以想让小儿子去，是因为他一生下来就见我如此富有，乘好车，驾骏马，驰骋捕猎，好不威风，怎么会知道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要是去了楚国，一定仗义疏财，流水花钱，救出他哥哥的。如今大儿子事情没办成，弟弟果然给杀了，人情事理就是这样，也不值得为之悲伤。”

　　[正方：]《论语》说：“不能让薪水少的人去发生暴乱的地方办事，也不能让赏赐不厚的去完成艰巨的任务。”慎子说：“古代帝王不起用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对于俸禄不优厚的人，也不用他处理艰难繁杂事务。”

　　[反方：]田单将攻打狄人，去拜见鲁仲子。仲子说：“将军这次去攻打狄人是不可能胜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将军在即墨，坐下编筐，站起铲土，以身作则，带动士兵，所以才打败了燕国。而现在将军东有掖邑的封地，西有赋税供你玩乐，黄金腰带横挂，高车大马驰骋在淄渑之间，只想享受人生的欢乐，却没有拼死的决心。所以说你不会取胜。”后来果如其言。

　　[正方：]古语说：“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糖之妻不下堂。”

　　[反方：]古语又说：“一个人交往太广泛，对朋友的信用就会逐断丧失；拿的薪水太优厚，对国君的忠诚就会逐渐衰退。”

　　[正方：]《春秋后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国的春申君让孙子当邑宰。

　　他的门客中有人劝他说：“成汤以毫为根据地，周武王以镐为根据地，方圆都没有超过一百里，可是后来都得了天下。孙子是个很贤明的人，你把方圆一百里地方给他管理，我私下为你担心，你这样做很危险啊！”春申君说：

　　“说得对。”于是派人辞退了孙子。孙子离开楚国去了赵国，赵王任命他为上卿。

　　[反方：]过了不久，另一个门客却对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国去殷商任职，结果殷有天下而夏灭亡；管仲离鲁去齐，结果鲁国因此衰弱而齐国称霸。可见贤明的人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国君在国际上就受尊重，那个国家也因此而光荣。孙子这样贤明的人，你为什么要辞退他呢？”春申君又说：“说得对。”于是又派人把孙子请了回来。

　　[正方：]韩宣王问摎留：“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你说可以吗？”

　　摎留回答说：“不可以。从前晋国由于同时重用六卿，因而导致国家分裂；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子和阚止，结果自己被杀；魏王同时重用犀首和张仪，西河外的领土全部丧失。现在你要是同时重用了这两人，那么两人之中，势力大的必然会在国内培植私党；势力小的必定要借助敌国的势力来支持他。

　　许多大臣，有的会在内树立党羽，以国王的名义号令臣民；有的则会与别的国家私下结交，以便分裂国土。这样一来，你的国家就危险了。”

　　摎留还对他说：“公孙衍当魏国大将的时候，和宰相田儒关系不好。季文子替公孙衍高魏王说情：‘大王你没见过把牛和马套在一起拉车的情形吗？

　　牛和马同驾一车就连百步也走不了。现在大王把任公孙衍为大将，本应放手使用他，可你偏要听从宰相田儒的计策，这就和用牛驾辕用马拉车的道理一样。牛和马都累死了，事情也办不成。这样使用人才，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希望大王明察。”

　　[反方：]傅玄说：“天和地最神妙了，但是不能通过同样的规律生育万物；圣人是最英明的，但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管理普天下的百姓。所以殊途同归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因地制宜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共同原则。只要懂得这一道理，即使有互不相容甚至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防碍从大局上统筹治理。比如说吧，水与火在本质是互灭的，可是善用水和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与火之间，用火来煮水做饭，使水与火各尽其用，这样做，还怕水火互相伤害吗？天底下的事物当中水和火是最奇妙的东西，只要善于运用它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它们会互相危害，用不着忧虑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周易》说：“天高地卑，形象不同，可是它们化育万物的功能是相同的；男女的体质不同，可是彼此的情志可以沟通；万事万物的形体、性质各各不同，可它们恰恰是以异相从的。”

　　[正方：]汉末，广陵太守陈登为吕布游说曹操：“大将吕布如同一头老虎，需要天大给它吃饱肉，哪一天吃不饱就要吃人了。”

　　[反方：]曹操说：“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以养老鹰为例来说吧，饿了才能为人所用，吃饱了便会振翅高飞。”

　　[正方：]三国时刘备来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刘备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胸怀大志，现在不早点儿除掉他，必为后患。”曹操就此事向谋臣郭嘉请教。郭嘉说：”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起兵的目的，是为百姓铲除残暴的邪恶势力，以真诚和信誉来号召天下豪杰帮助你建功立业，如果杀了刘备，就怕把所有想来投奔你人才都吓跑了。现在刘备已有英雄之名，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靠你，假如在这种情况下谋害他，就要背上谋害贤能的罪名，那么有智谋有才能的人就会怀疑自己找错了对象，就会掉头去重新选择主人，到那时你和谁去平定天下呢？因害怕一人成为后患而除掉他，结果使普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值此安危之际，你不能不考虑其利弊得失。”

　　曹操说：“讲得好！”

　　[反方：]傅玄在讲到这段历史掌故时，内容却与此正好相反。他说郭嘉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和张飞两位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都甘愿为他尽忠效命。依我看，刘备的谋略不可测度。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代之患。’应当尽快把他杀了。”可是曹操当时正在招揽天下英雄，一心想让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讲信义的，所以没有听郭嘉的话。

　　[正方：]《孔子家语》记载说：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抛弃古人的伦理道德，只凭我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方没有教化的人仰慕华夏的礼仪制度，有的女子成了寡妇之后，为她暗中招个夫婿，但是终身不让改嫁。不改嫁是不改嫁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贞节的真正含义。仓吾这个地方有位叫娆的人娶了个妻子十分美丽，就把妻子让给了他哥哥。让是让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礼义的谦让。现在你想抛开古人的伦理规范，只按你自己的心愿做事，焉知你不是想把自己错误的当作正确的推行呢？”

　　古语说：“改变古人的礼义，搅乱代代相传的常规，不是死就是亡。”

　　《尚书》说：“行事不师法古人，而想使国家能世代相传，从来没有听说过。”

　　[反方：]赵武灵王想改穿胡人服饰，他叔父公子成对此很不高兴。赵王说：“衣服穿戴，是为了生活方便，有利于国家；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圣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礼仪法规，所以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使国家富裕强大。剪发文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越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上涂梁花纹，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缝制帽子，这是吴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所以说礼仪服饰虽然不同，但为方便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使用的东西自然也两样，事情在变化，礼尚自然也要变化。因此圣人只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总体策略，而绝不会在贯彻使用时固定不变；只追求怎样使其礼仪法规执行起来更方便，绝不会食古不化。老师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学生可以来自生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地方。

　　中原地区的国家尚且可以礼仪制度相同，而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民呢？所以舍弃还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异，圣贤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民情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学说大多不同凡响，雄辩谲异。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是想造成一种新的习俗。叔父讨厌改变服装的样式，可是却忘了有利于办事效果这一事实。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赵武灵王的一席话说服了公了成，于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方：]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

　　[反方：]孟子说：“天的法则是遵循它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脆弱消亡。所谓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情志。”

　　[正方：]李寻说：“假如只凭一时高兴还是恼怒，而不是根据形势来奖赏或是惩罚，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和平安宁。谈论历史，必须是对现实有所裨益，才算得上善于论古；谈论天道，必须是对人事有所启迪，才算得上是懂天意。假如一个高明的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季节耕种田地，即使他光着膀子精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说：“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前途才会光明。”《尚书》上说：

　　“只因为我们崇敬天道，所以上天才赐予我们时间。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祥和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象用鼓槌敲鼓，击之即应一样。”

　　[反方：]姜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执行不下去，反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是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根据敌军实力强弱，而是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取胜，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却不敢英勇进击，而是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卒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凡是种种，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说：“阴阳家容易使人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

　　范晔说：“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正方：]西汉人翼奉说：“治国之道的要害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有点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会坏事。”

　　[反方：]凡是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不值得爱。

　　所以桓玄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能力有限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拿猛犬来说吧，其所以厉害，是因为它，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它对主人的服务，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了吧？

　　然而能不能说这样就很好了呢？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他家养的狗太厉害的缘故。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知为主人考虑顾客因怕它不也来卖酒，酒放酸卖不出去会使主人生活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所以说，做国王的不能用低能的人。”

　　[正方：]古语说：“做人乖巧狡诈不如笨拙诚实。”

　　[反方：]晋惠帝被立为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无法应付险恶的局面，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使国家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正方：]《左传》有载：孔子曾赞叹子产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可是只有讲究文彩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话都说不好，谁能够知晓他的思想呢？说话而没有文彩，就不会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晋国能作为霸主，使郑国能主动到晋国去议事，要不是子产能言善辩，文采蜚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讲好话，可得认真对待啊！”《论语》上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主持政事，不能胜任；派他出使各国，又不能使用漂亮的言词对答。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反方：]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负责上林苑的长官，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候周勃这人如何？”文帝说：“是位长者。”又问：“东阳候张相如如何？”文帝又说：

　　“也是位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位长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象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任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办事更快捷、对人更苛刻，然而他们的弊病，就是只有空头文章而没有真诚地同情人的心肠。因此做国君的就很难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氯个国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灵利就破格提拨，为臣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行动。况且下边受上边的影响，会比阳光和声音传播得还要快，陛下的这种举动，不可不慎重考虑啊！”于是文帝取消了他的打算。

　　[正方：]太史公说：“《春秋》的笔法，是从史实中推论出它所隐含的意义，而《周易》是要以隐晦幽微的神秘中来推求明显可见的人事表现，《诗·大雅》所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文彩浮华、铺排夸张，然而他的目标还是想归结到节约俭朴上来，这与《诗经》的讽谏用意有什么不同呢？”

　　[反方：]扬雄认为，赋的作用就是用于讽谏。赋一定要按类铺排，用最华丽的辞藻，采用宏大富丽的形式，使人不能再往上增加什么内容。可是，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正面引导，规劝讽谏，然而看完之后，人们却把它的主题都忘了。从前汉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

　　汉武帝读罢，反而飘飘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强烈了。由此看来，赋这种文学形式根本起不到规劝的作用。赋很象是滑稽剧，会被正确的法度淘汰。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诗赋的正统。

　　[正方：]《淮南子》说：“东海有一种鱼叫鲽，总是双双并排而游；北方有一种兽叫娄，总是轮流地一个捕食，一个在旁守候；南方有一种鸟叫鹣，永远比翼双飞。连这些鸟兽鱼类，都知道互相扶助，更何况万乘之主呢？假如万乘之主不懂得借助天下英雄豪杰的力量，并与他们同心协力来治理天下，这岂不令人痛心？”

　　[反方：]狐卷子说：“父亲再没有比尧更贤明的了，然而他的儿子丹未却被流放；兄长再没有比周公贤明的了，然而他的两个弟弟管和蔡却被杀戮；臣子再没有比成汤和武王更贤明的了，然而夏桀和纣王却遭到他们的讨伐。

　　何况当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从身边的人开始推行他的统治路线，这样一来，哪个又是能靠得住的呢？”

　　[正方：]孔子说：“别担心自己没有地位，就怕自己品行不端正，立不起来。”

　　[反方：]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子路很不高兴，去见孔子说：“从前老是听先生说，为人只要多做好事，上天一定会用幸福来报答你。仁义道德的事先生已经做了好久了，影响深远，天下闻名，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呢？”孔子回答说：“子路，这你就不明白了。来，让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义的人都必定会有人相信吗？如果真是这样，伯夷和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你以为智慧的人就部会被任用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了；你认为忠实的人都会得到回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桀的忠臣关龙逢就不会被斩首了；你以为是忠告就一定会有人听吗？如果真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被吴王杀害了。因此说，贤者能不能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是个时间问题；贤明不贤明，是个人的才能问题。学识渊博又有深谋远虑的君子，因没有机遇而被终生埋没的太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正方：]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辅佐成汤得了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了江山，墨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四处奔走，家里的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都坐不暖。

　　他们这些人，如此心力交瘁，都不是为了贪图俸禄权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为天下苍生消灭祸害。

　　[反方：]李斯上书给秦二世说：“申不害说过：‘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横行，这叫做以天下为“桎梏”。’象唐尧和虞舜那样，就是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了。如果别人为你牺牲，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就是你贱而人贵。这种情况，自古皆然。唐尧和大禹为天下牺牲自己，因此说他们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这种观点不是很中肯吗？”

　　[ 正方：]《论语》说：“推举被遗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心悦归服了。”

　　魏文候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因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段干木，当他坐车路过段干木的住所时，没有一次不下车扶着车把走的。秦国想讨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主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上下级的关系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国的主意。”秦王于是取消了这个主意，魏文候因此而在各国诸候中变得很有名气。

　　[反方：]韩非子说：“马的形体如果长得象鹿，那这马就会价值千金。

　　如今有千金之马，而无值一金之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能被人使用，而鹿却不能。如果隐居的高士不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象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齐国，就把那些夸夸其谈，只会讲漂亮话的读书人给斩了；孔子当司冠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杀了少正卯。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侦察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主尊敬隐士，战士就会减少；君主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少了，军队力量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

　　赵武灵王说：“好。”于是就把中山国给灭了。

　　[正方：]《汉书》记载陈平说：“我有许多阴险的权谋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这些谋略恐怕在我这一世就要被废弃埋没了。算了吧，如果在我这一生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所使用的谋略有损阴德啊。”后来他的玄孙因为上贡的金子不合皇室宗庙祭祀的要求而被除去了候位。

　　[反方：]后汉的范晔在说到耿弇时说：“耿弇三代为将，所用的谋略都很阴损，道家所忌，可是耿氏家族却历代以功绩卓著而善始善终。带兵打仗，都是要以暴易暴、以杀制杀的呀！他怎么就能世世代代独独受此尊荣呢？”

　　[正方：]《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没有比富贵更伟大的了。”

　　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权位。”

　　[反方：]孙子上书给春申君说：“民谚有言：‘得了癞疥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人。’这话虽然说得很不恭敬，但是自古流传的这句谚语却没有一点虚伪和荒谬的意思，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啊！这句民谚是专指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而言的。作为一国之君，年轻历浅，却要恃才自傲，到处炫耀，又没有心术和办法识别奸人，这时大臣就会专擅大权图谋私利，怕的是遭受杀身之祸。为此他们或则杀长立幼，或则废嫡立不义。《春秋》曾就此劝诫道：‘楚王子圉要到郑国访问，还没走出国境，听说楚王病了，于是返回去问候病情，乘机用帽子上的带子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他的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墙逃跑时让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杀死，拥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当政，把灵王围在沙丘宫，百日后被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当政，将齐闵王抽了筋，悬挂在庙梁上，过了一宿就死了。患癞疥的人虽然得的是皮肤病，还不至于象前代或近代这些人一样用帽带勒死、箭矢穿股、抽筋、饿死的办法残害国君。而那些被残杀的君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要比癞病患者所受的痛苦厉害多了。由此看来，说癞病患者可怜做国王的人，是有道理的。”

　　[正方：]《周易》上说：“能够为人民准备必需的物资，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福利的，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反方：]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什么时候也不会停止。虽然让圣人治是天下受到普遍的推崇，其实是给盗跖这种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称锤和称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创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取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候。只要是做了诸候，仁义道德也就有了，这还不是仁义和贤明和智慧一起都被盗窃了吗？

　　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候，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为此，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危胁，仍旧阻止不了这些窃国大盗。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实在是圣人的过失呀！

　　所以老子说：‘国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让人看见的。’真正的圣贤是天下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把他暴露给天下人的。”

　　[正方：]《论语》说：“君子再穷也能坚持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会无所不为了。”

　　[反方：]《易》上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

　　因此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就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说：“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怎样来知晓仁义呢？对自己有利就是有德。’因此，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0 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由此看来，‘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有的人死抱住他的学问不放，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实惠呢？”

　　[正方：]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说：“成就善业是最快乐的事。”

　　[反方：]古语说：“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说：不成为妖孽，就会变得狂妄。

　　[正方：]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鉴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当时的人对此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我想振兴风俗，宏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人的名声就不会引起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企慕名声，为善的人就更少了。如今我提拔十人，只有五个够格的，还能得到一半，他们受人尊重，使之名声远扬，世代传颂，使有志向的人能自己勉励自己，不也是件好事吗？”

　　[反方：]《人物志》中说：“有才德的人知道吃亏受损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所以有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二份的美誉；见识浅薄的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自夸其功，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由此看来，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是真正的夸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是名利双收；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春秋时的郤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物极必反，这就是君子常说的‘道’。”

　　[正方：]《孝经》上说：“居家过日子，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这个人的治家之道同样可以用到为官之道上。”

　　[反方：]汉高祖的参谋郦食其落魄时，都不能养家糊口。东汉名臣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这些琐事呢？”

　　[正方：]西汉大臣公孙弘说：“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问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怎样修身自律了。知道如何修身自律，就会知道怎样管理别人。大底下还没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易的真理。”

　　[反方：]《淮南子》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对天下形势的了解；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感到困惑不解。

　　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不让他去成就大事，反而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学习遵守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

　　用宝刀伐树木一样不近情理。”

　　[正方：]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道：“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百姓，他听说秦缪公贤明，就发愿去拜见，但去秦国又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烂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知道后，把这个喂牛的人提拔起来，官拜左相，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现在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秦王的侍从景监，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呀。”

　　[反方：]《史记》说：“蔺相如是由于有宦官缪贤的推荐才被赵王起用的。”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夸大其辞，荒诞不经，然而王人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种可怜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邹衍相比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就离去了；魏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格格不入啊！”

　　还有另一种说法：“伊尹善长烹调，扛着鼎去拜见商汤，后来终于输佐商汤一统天下。百里奚给人喂牛，秦缪公起用他后，成就了霸业。可见要干一件事，就得先把原来事收起来，然后把原来的道理用之于伟大的事业上来，这样才会成就大事。邹衍的学说虽然不正统，但也隐含着施展报负的深意呀！”

　　[正方：]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具有帝王之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认为陈蕃敢于冒犯龙颜，李元礼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冒上最难，善于待下较易，因此陈蕃应当排名在先，李元礼排名在后。

　　[反方：]晋人姚信说：“皋陶戒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我比不上你；至于说到巩固刘氏政权，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认为敢于犯上最高，那么王陵当然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这样说合适吗？”

　　[正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认为读书人以舞文弄墨来败乱法度，侠士以武力挟持而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批评，可是有学识的人却常常称赞他们。那些以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辅佐他们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已记载在史书里，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至于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坚决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赞赏他）

　　和原宪，本是穷人家的子弟，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的德行，不肯与世沉浮，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当代的游侠之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法治观念相抵触，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正人君子，办了好事决不自吹自擂。这些行侠仗义的人，确实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啊！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况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连许多贤人都免不了，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时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汤的陪臣，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鼎，借向成汤讲烹饪技术时才受到赏识；傅学是个在傅岩这个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钓鱼聊度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经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这种末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啊！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自己给自己立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怎么可以轻视呢！”

　　[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鸡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

　　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蚡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闯，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

　　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

　　[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